性贿赂：权色丑闻下的反腐软肋

　　2012年11月，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在网上疯传。随着案件调查一步步深入，不雅视频的来历浮出水面：女子赵红霞在老板授意下引诱雷政富，拍下不雅视频用以要挟雷政富。但在相关案件审理过程中，关于性贿赂情节的缺失，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质疑。

　　“作风问题”难掩性贿赂之实

　　事实上，在国内曝光的一些问题官员身上，性贿赂、权色交易是比较普遍的现象。特别是不少原本比较优秀的干部，腐败的起点往往都是接受了他人提供的色情服务，或因被要挟，或因自身色欲而一发不可收拾。

　　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左坚卫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专家指出，性贿赂的现实危害并不亚于金钱贿赂，“对权力的侵蚀很大”。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认为：“性贿赂谋求的是权色的交易，侵害了公务人员的廉洁性。”

　　当下反腐不容忽视的现实是，贪官们以作风问题、道德问题，甚至以“谈恋爱”掩盖接受性贿赂的实质。男女关系仅仅成为查处贪官的一个小突破口，或者成为社会舆论的饭后谈资。性贿赂的发生频率之高和我国刑法惩治力度之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以至于众多因色落马的官员并没有为色担责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将性贿赂入罪严惩贪腐行为的呼声日益高涨。

　　性贿赂入罪难在哪？

　　2013年4月，新加坡媒体报道，3名黎巴嫩足球裁判因为涉嫌接受性贿赂而将面临8.1万美元的罚款以及最高5年的监禁，一名涉嫌向他们提供性贿赂的新加坡商人随后也被起诉，或将面临同样的处罚。而在我国，性贿赂始终还是一个争议话题。

　　难点之一：取证、认定难。罗猛介绍，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，对受贿行为的认定主要是“数额犯和行为犯”。按照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，受贿罪的对象仅限于财产和财产性利益。而性贿赂则难以用财物衡量，给定罪量刑带来一定难度。

　　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刑事部主任易胜华认为，性贿赂入罪存在技术难度。比如，性贿赂案件中，“两情相悦”和“性交易”的区别，是自愿的还是带有目的性的，立法上很难严格区分。在司法实践中，认定上主要依靠口供，而性贿赂的行贿人和受贿人的口供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。

　　难点之二：难以区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。专家指出，在我国传统观念中，男女关系问题更多是道德问题，特别是当伴随男女关系而产生的附加利益交换行为难以衡量时，更难用一个统一的法律标尺来界定这种行为的性质。“性关系不好衡量，每个人评价不一样。”左坚卫说。

　　难点之三：司法人员水平参差不齐。易胜华认为，对性贿赂案件进行侦查、庭审的时候，对性话题进行深入调查的话，会和传统的道德产生冲突，对司法人员的道德水平是很大的考验，从现代法治观念来说，还涉及当事人的隐私权。同时，由于性贿赂行为取证难，不确定因素较大，需要赋予司法人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，要求司法人员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，这在基层司法机关难以实现。

　　专家指出，这些难题导致了性贿赂入罪的可操作性较差，这也是多年来性贿赂始终没有被写进刑法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调整贿赂标的范围、明确性贿赂评判标准

　　为了遏制性贿赂之风蔓延，专家建议，在性贿赂立法尚有争议时，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对性贿赂行为进行惩处。

　　首先，调整现行法律中贿赂行为的标的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认为，虽然在历次司法解释中我国已经扩大了贿赂的标的物的范围，纳入了“入干股”、“出国观光旅游”等，但在实践中仍显得范围太窄。

　　2005年，我国加入了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，公约中对贿赂的界定是“不正当好处”。刘仁文、罗猛等专家建议，扩大传统意义上贿赂标的物的范围，将我国刑法对贿赂的标的用“不正当好处”来定义，以涵盖传统的贿赂行为和性贿赂等非物质贿赂。

　　第二，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性贿赂行为和标准。立法机关应通过司法解释，明确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。罗猛建议，在刑法相关罪名中增加性贿赂内容，情节严重的性贿赂行为应构成贿赂，“不管是情人关系，还是交易关系，都是不正当的权钱色关系”。左坚卫也认为，可以以性贿赂造成的影响、后果、次数等作为评判的标准。

　　易胜华则建议：“在当前性贿赂没有入罪的情况下，司法机关可以在实践操作中把性贿赂作为一个酌定情节，进行适当的从重处理。”

　　第三，加强制度建设和约束。竹立家等专家认为，应加强党纪政纪的约束力，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出现的违纪问题，应明确违纪行为的范围，并严厉惩处。(记者 卢国强 涂铭)